1984年6月的一个下午，尽管仍是初夏的时节，但酷日高照，气温现已过了三十度，非常酷热。一个年青瘦弱的男人从北京动物园始发的332路公车上下来，满头大汗地走到了人民大学周围的友谊宾馆，在门卫室问询是否能够进去拜访来华拜访的美国教授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先生。值班人员对他说，你有必要先出示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在这儿挂号一下你的姓名。那个男人拿出了研讨生证，手略有点颤抖地在挂号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之后他又被问询了一下事由，终究被“恩准”放行，进入了宾馆。
坐落人大周围的友谊宾馆读者或许能够猜到，那个青年便是其时在上海华东师大肄业、研讨生行将结业的我。那时我国改革开放不久，北京并没有几处招待外宾的旅馆。中苏友爱时期所建的友谊宾馆，便是许多外国友人访华的一个下榻之处。其时的我被要求出示证件和挂号自己的姓名，不免心存惊骇，签名的时分颇有点严重，生怕留下不良的记载。所幸的是，当我敲开伊格尔斯先生的房门，看到他和颜悦色的笑脸、抓住他温暖的大手，心境登时舒展了不少，方才进门时的严重感便一下消散了。更可喜的是，伊格尔斯先生不喜爱客套话，也即英语里说的“small talk”，而是当即进入正题，聊他最喜爱的前史学，因而也让其时的我，轻松了不少。由于谈论前史学，我那点英语口语水平，尚能吞吞吐吐地敷衍，也能提一些问题，但假如问寒问暖家常，那就必定会绰绰有余、无法应对自若了。那天下午咱们究竟谈了什么，回想现已有点含糊，只记住伊格尔斯先生给我看了一篇他刚宣布的论文抽印本，内容有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前史学之走向社会科学化。他还鼓舞我到美国留学，我用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词回应他，“这个或许是望尘莫及的”（This might be a wishful thinking）。但他的答复则是：“这是有难度的，但并非不或许”（It is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然后他又对我说，他回美国之后便会寄请求的资料给我。咱们临离别之际，他又约请我去友谊宾馆的咖啡厅小坐，一同吃了冰激凌解暑，然后我向他离别，离开了友谊宾馆。
我与伊格尔斯先生那次在友谊宾馆的碰头，是我第一次和他面临面的对谈。但我在一年之前就在北京图书馆读了他十年之前写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在这次碰头之前，我也现已听了他那时在北京的几所高校和社科院国际史所所做的几场演说。提到我与伊格尔斯先生的结识，还得归功于北大张芝联先生的举荐。最近张先生的高徒、北大前史系高毅教授应浙江大学约请，做了“我所知道的张芝联先生”的讲座，里边提到张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后，虽已垂暮，但热心推动中外史学的沟通。他不只约请外国史学家来华拜访，并且还热心引荐我国学生外出留学。我与高毅都是受益者，由于那时人穷，出国有必要取得对方校园的奖学金，所以张先生的人脉和引荐便至关重要。
我知道张芝联先生，是在一年之前。在我随郭圣铭先生攻读西方史学史的硕士期间，系里为研讨生供给差旅费，我便藉此在1983年夏天初次到了北京，首要在北京图书馆阅览有关西方史学的外文书。经华东师大王养冲教授的书面引荐，我又去北大拜访了张芝联先生，一同也知道了前史系的张执中、高毅等研讨生。趁便一提的是，张执中与高毅相同，是北大前史系77级本科结业的高材生，浙江湖州人，才华横溢，但又谦善低沉、说话细声细气。那时他不只现已宣布了学术论文，并且还喜爱作画，水平绝不亚于艺校的学生。他在研讨生结业留校之后，到哈佛大学沟通了一年，后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随欧洲思维史名家、与昆汀·斯金纳齐名的约翰·波考克（J.G.A. Pocock）攻读博士。他不光取得了博士学位，并且还在空闲的时分为导师画了一大幅肖像油画，活灵活现，深得波考克之喜。当然这是后话了。
张芝联先生（左二）、张先生夫人（右二）与伊格尔斯先生（右一）、伊格尔斯夫人（左三）在德国友人家做客在我去友谊宾馆拜访伊格尔斯先生的前一个月，张芝联先生给我来信，提到西方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会在北京讲学一周，我应该设法来京听讲。我尽管没有在华东师大结业，但或许现已“内定”留校，所以我向系里一提此事，便“容易”得到了经费让我赴京。不过经费是有了，但谈不上足够。我叔叔那时在朝阳区的音乐研讨所作业，我就在他们坐落左家庄的招待所借住，贪其廉价。那时北京没有高速，地铁也没有几条，所以大多数人都坐公车。伊格尔斯先生的来访，由北京师院（今首都师范大学）的齐世荣先生约请。齐先生与他同岁，曾在伊格尔斯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拜访过一学期，两人也由此成了老友。除了在北京师院讲学，伊格尔斯还应张芝联先生之邀去了北大。我与他相约去友谊宾馆见他，估量应该是张先生鼓舞的成果，不然我或许还没这个勇气。
张芝联先生与我2000年在费城罗丹艺术馆门前合影记住从朝阳区坐公车到北京师院，至少得一个小时，而假如到北大，则需要在动物园换乘332路车，一路晃晃悠悠，觉得时刻甚是悠长。但那时年青好学、精力旺盛，像这样的“翻山越岭”，在没有空调的车厢里挤上几个小时，里边的空气五味杂陈，好像并不在话下。要知道，那时从上海到北京，就需要差不多一天一夜；穷学生天然买不起卧铺，也就在硬座上迁就了。至于车厢里是否应该装置空调，这样的想法对那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想都想不到的。我在北京的那个六月，尽管听了好几场伊格尔斯先生的讲座，但具体内容是什么现已不记住了。却是她夫人薇尔玛·伊格尔斯也应邀在北京师院讲了一次，我还有点形象。其内容有关捷克妇女的研讨，而她自己便是捷克人，二战期间逃离纳粹而到了北美。那个时代妇女研讨抑或妇女史的研讨在西方也起步不久，在我国更是一件新鲜事，或许因而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回想。不过，我尽管现在不太记住伊格尔斯先生其时具体讲了什么，但以我之后对他学术的了解，应该内容必定与今世西方史学的开展有关，而这些讲座在其时的我国，听众反应甚好，发问也适当火热。上世纪八十时代的我国学界，对了解外国和西方学术，称得上如饥似渴、热心高涨。个中原因对今日的读者来说，应该也不难理解，由于在这之前，我国现已与外界阻隔了有三十年之久。我记住年少时代，我国最好的朋友便是处于欧洲一隅的一个名叫阿尔巴尼亚的小国，而一般描绘两国的友谊是这么两句古诗：“海内存至交，天涯若比邻”。“至交”或许是“至交”，但毕竟远在天边，“若比邻”的描绘也就很是恰当了。
伊格尔斯先生那时给的几场讲座，尽管不能说在我国学界刮起了一阵旋风，但影响应该是既广且深的。社科院国际史所的陈启能和姜芃其时也是听众，他们便对之回想犹深。2006年我与一位奥地利的年青学者一同为伊格尔斯先生的八十诞辰编了一本祝寿文集，约请陈和姜为之供稿，他们写的便是伊格尔斯先生怎么为改革开放不久的我国史学界，带来了新鲜又当令的常识，让听众大开眼界。我尽管对伊格尔斯先生讲了什么，回想有点含糊，但还记住北京师院有一个教师仔细严厉地向伊格尔斯先生发问，说：“您介绍了这些新式的史学门户，那么您是否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其间最正确的呢？”坦白地说，那时的大多数听众（包含我在内）也心存此念，由于在这之前，咱们对西方史学的知道（马克思主义也源自西方），仅此一派，并无其他。
个人的回想便是穿梭往返、像梦境相同不按时序的。我这儿又要交叉一句：伊格尔斯先生与海登·怀特不同，没有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充沛知道到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史学的深刻影响。他的终究一本出书的作品，便是与我一同主编的《全球视界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Marxist Historiographies: A Global Perspective），由英国罗特里奇出书社于2015年出书。此书的标题是复数的，由于马克思主义对各国史学的影响，多重又多样。事实上，上面提到伊格尔斯先生1975年写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一书，就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章。咱们在四十年后出书《全球视界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其间的一个关键便是今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于2012年谢世，此前一年他出书了相似回想录的《怎么改动国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故事》一书，读后让咱们若有所思、深有感触。霍布斯鲍姆用这个书名，毋庸讳言是由于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仅仅用不同的方法解说国际，而问题在于改动国际。”
马克思终身致力于着重生产力、也即经济基础的改动才是前史演进的底子动力，而思维观念等都归于上层建筑，处于次要和被迫的方位。但饶有兴趣的是，马克思主义自身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认识形态，却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显着改动了二十世纪的前史进程。事实上，包含霍布斯鲍姆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奉献，便是推动了战后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转向”，注意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和互动的联络。E.P. 汤普森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构成》便是史学范畴的一本代表作。我和伊格尔斯一同主编的《全球视界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书，从全球比较的视点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和趋向，做了比较具体的描绘和剖析。二十一世纪以来直至今日的中外前史开展，都直接或直接证明，政治层面的变迁当然与经济基础有关，但也常常与文明传统和思维观念产生严密的联络。
伊格尔斯先生在完毕他的北京之行的时分，对我说他们的下一程将去西安，然后有或许会到上海。一周之后，他们配偶公然来到了上海。我从火车站接了他们之后，便遵系里的吩咐，租了一辆出租车，带他们在上海的几处景色地（外滩、玉佛寺和徐家汇）转了一下，中心还在华东师大用了午饭，由系领导出头奉陪。那时的上海，既无地铁又无高速，一般人出行都坐公车，不光拥挤不堪，并且行速与北京的公车相仿，慢慢悠悠。所以假如没有出租车相随，一天之内要走这么几个当地底子不或许。换句话说，由于伴随伊格尔斯配偶的原因，我这个上海人第一次感受到上海竟然在我眼里变“小”了。不过话也得说回来，那时的咱们之所以能坐了出租车游遍这些当地，也由于那时马路上并无什么人开车。
咱们在外滩漫步的时分，伊格尔斯对我说，他出生于汉堡，也是一个港口城市。咱们在外滩上漫步、伫足，望着黄浦江江面上的鳞波，让他想起了故土。他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分，尽管含着浅笑，但神态有点黯然，半吐半吞。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身为犹太人的伊格尔斯，从小就受到了种族主义的损伤，是纳粹屠犹的幸存者。他的父亲在汉堡经商，家境富裕。他小的时分，与同学们共处甚睦。但纳粹主义上台之后，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一群德国孩子就由于他是犹太人而把他揍了一顿。他的爸爸妈妈由此觉得，纳粹德国现已不是久留之地了。他的父亲所以之后赶忙去了一趟纽约，在街上电话亭里的电话簿上查找到一个或许的远房亲戚。拨通了电话之后，对方竟然允准为他们全家的移民担保，所以他们全家才在1938年的10月移民到了美国。一个月之后，纳粹分子便制作了臭名远扬的“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通译“水晶之夜”，但我觉得有点溢美），肆意攻击犹太人的店肆和住家。而在此之后又不久，一切在德国的犹太人就有必要被阻隔，然后被移送到集中营关押，其间的绝大部分人终究惨遭了纳粹武士的残杀。
汉堡的商业街，其间不少是犹太人当年兴修的，现在也有中资的介入。伊格尔斯全家移民美国之后，政府让他们分散到几个城市。他们挑选了弗吉尼亚州的首府里士满，原因仅仅由于比较其他当地，该地离纽约最近。但这一无意的挑选，却在伊格尔斯的人生轨道中显得较为重要。美国政府那时尽管接受了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但对本国南边的黑人却采取了种族阻隔的方针。伊格尔斯就读的里士满大学也不破例。从小就遭受种族歧视的伊格尔斯，对此非常不满，对黑人则抱持怜惜的情绪。他在大学期间，对外国言语和文学颇感兴趣，确立为自己的专攻。他12岁到的美国，不只在德文的听说读写上与德国人无异，并且在本科期间还以法语为专业，一同还学了其他多种言语，包含国际语。他曾有一次对我较为仔细地说，“惋惜那时没有中文课，不然我必定会学中文的”。伊格尔斯在外语学习上的天分，从他早年肄业的阅历上便是证明。他学习优异，屡次跳级，17岁就在里士满大学结业，取得了法语言语、文学的学位，然后进入芝加哥大学德语系学习，用德文写作了其硕士论文。他曾恶作剧地对我说，“我在完成了硕士学位之后，学习上略有点懈怠了下来”。但他仍是在25岁的时分，便拿下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学生时代的伊格尔斯热心学习外国言语文学和文明，体现了他的“国际公民”认识，而他对种族歧视的愤怒，又让他对国际各地的不同文明和各种族裔，抱持一种相等对待的情绪，其间天然也包含他对我国文明的尊重和对我国人的友爱。这两点都在他之后的史学史研讨中，有着比较显着的体现。我这儿用了“之后”这两个字，那是由于伊格尔斯在1951年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并没有立刻进入史学史的研讨。上面提到他在得到硕士学位之后，在学习发展上有所松懈，有一个原因是由于他的思维日益急进，积极参加了那时非裔美国人的平权运动。他的急进行为，使得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做了立案检查，但他不认为忤，而是在博士结业之后，挑选到美国南边的黑人大学任教，也参加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成为了一个与黑人并肩作战的“兄弟”，毕生不渝。
伊格尔斯为协助美国黑人兄弟，有过屡次可谓英勇无畏的行为。首先是他在黑人大学教学的时分，其学生禁绝到其他图书馆用书，而该校的藏书又少的不幸，因而伊格尔斯向其他校园和市政府几回写信，终究给他的黑人学生争夺到了看书的权力。其次是他一次与孩子们一同坐公车，他上车之后坐在了留给黑人的后座，并回绝驾驶员的劝说而改换到前座，随后还被带进了警察局。终究是他怜惜、协助黑人的行为，遭到了白人街坊的嫉恨，在他们家的门牌大将他们的姓名从“Iggers”改成了“Niggers”，也即骂他们为“黑鬼”，但他们一家不改初衷、毫不退缩。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时代今后，平权运动取得了比较显着的发展。伊格尔斯也逐步专心其学术研讨，换了几所大学，在《美国前史谈论》、《近代史研讨》和《前史和理论》等美国史学界的威望刊物上宣布了论文，终究进入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如上所述，他的史学史研讨反映了他的国际主义抱负和平权主义思维。以史学史这门学科的树立而言，能够说是充沛反映了国际史学界的西方中心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书的几部史学史的作品，无视西方之外的史学传统，而是假定西方近代以来的前史研讨，才代表了前史学的正宗。一同，史学史的研讨又延伸思维史的传统，首要讨论史家思维的连续而忽视史学思维的社会性。伊格尔斯1968年出书的《德意志的前史观念》（又译《德国的前史观》）一书，便基本是一部德意志前史思维和史学理论的讨论。但他自1975年写作《欧洲史学的新方向》开端，便偏重告知史学思维变迁的政治、社会布景。1979年他又与人合编了《国际前史研讨手册》一书，推动了史学史研讨的跨国视界，打破了以西方史学为中心的传统。而他在二十一世纪初邀我一起写作《全球史学史》，则不光注重前史学变迁背面的前史进程（比方该书的第四章“两次国际大战暗影下的前史写作”，便是一显例），并且还突出了全球比较和互动的视界，实践了他确定前史认识存在于一切文明的态度。一言以蔽之，假如说伊格尔斯的史学史研讨，受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史学界的极大注重（他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和《国际前史研讨手册》都在那时就被译成了中文；前书的译者是赵世玲、赵世瑜姐弟），绝非偶尔，而是他自己在史学史的研讨中不断打破、移风易俗的成果。
伊格尔斯先生与我（2017年7月，离他逝世前四个月）思绪再拉回到三十年后：2021年的秋季，我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访学，有机会到汉堡大学的汉学系拜访。我到汉堡的那天，正好是11月10日，也即“玻璃之夜”产生的次日。汉堡大学邻近重建的犹太教堂广场上，昨晚点着的留念蜡烛尚有余烬。汉堡市里的许多人行道上，嵌有紫铜的犹太人名的标志牌，向今人显现街道边的房子，曾经是二战之前犹太人的住所，也记载他们被赶开的日期（这一做法并非汉堡独有，而是在今日德国的许多城市都存在，用以敦促人们不要忘掉曩昔）。我在街道上倘徉，忍不住逐个查看着这些标志牌，希望能看到“Iggersheimer”（这是他们移民美国前的姓氏）的姓名。我的等待没能完成，由于那时像伊格尔斯一家那样被驱走的犹太人，应该不计其数。但在汉堡的“外滩”踯躅，回想起伊格尔斯当年在上海外滩感喟的乡愁，则让我慨叹良多、浮想联翩——我不光思念他与我之间长达三十多年的深沉友谊，并且思念上世纪八十时代我国史学界热心汹涌、积极进取的繁荣现象。年少的伊格尔斯从这座城市的街巷走出，脚印经过了国际许多当地，但终身都没有忘掉为公平缓正义发声和斗争。他以史学史的研讨闻名于世，而他在我国现代史学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也相同留下了难忘的身影。在这个意义上咱们或许能够这么说，伊格尔斯先生的学识人生不只“解说”并且也“改造”了前史。
汉堡的“外滩”；该市许多港口之一。
2021年11月10日犹太教堂前面留念“玻璃之夜”未烬的蜡烛。
汉堡新修的、引认为傲的音乐厅
汉堡是上海的友爱城市，这是绿波廊集团在那里建筑的“上海豫园”（2022年11月26日写于伊格尔斯先生冥辰五周年之际）(本文来自汹涌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汹涌新闻”APP)